近年来，中国在积极推动其四个现代化之下，不但对商业大开门户；同时，也大力鼓吹文化交流，借此而促进与海外诸国之文化关系。

　　在任何一个商业社会里，一切商业活动，经济起飞，带动了文艺之蓬勃。同样地，文艺之灿烂，也将为这刻板、枯燥、机械化的商业社会平添上不少的生活气息、艺术气氛。这两者相辅相行之间，遂促使这多姿多采的现代社会面貌。

　　在形势地理上占尽了先天之厚：虽是蕞尔小岛，但却对周遭各国——甚至世界各国，起了引人注目的功效。再加上历史渊源、血统关系、民族传统习俗、感情思想，促使了我国与中国之间的迅速发展、沟通、合作——尤其是在文化交流上，更是飞跃般地进展着。

　　因此，近年来由中国各省各地之大大小小；由稍有名头到蜚声国际的画家们，都纷纷涌到我国作文化交流，这一来，不但令我国人民大饱眼福；从而拜读到中国之名作佳选，也从中吸收学习。更可进一步地证实传闻与事实。

　　今年，气势更是蓬勃，展出更加频连。尤其是由几位大师级带动之下，更是令人刮目相看的了。

　　由程十发到王个簃，接着黄胄到许许多多联展，有如春雨淋遍了这一片干燥、枯萎的草原，好象热风般地在这沉寂平静的洞穴里，掀起了另一股热潮。这空前的炎热气氛，不但振奋人心，也开拓了我们对中国艺术的视野。

　　尤其是对黄胄先生之莅临展示，更是令人喜出望外。对黄胄先生的作品，神交心仪已久。但，向来也只能通过各书刊杂志上看到、或是在一些联展上、小规模的展出中看到其一部分真品。想不到这次能详细地拜读到其由1957-1985各个不同时期的作品。这不但开拓了我的视野，也令我更进一步地摸悉到黄先生的创作演变、过程等。

　　画展看过了——而且是二三遍地详细拜读过了。

　　但，迄今内心中总存着一团团的猜疑、迷惑。更怀着许许多多的问号！？而这些，便是促使我写这篇文稿的基本动机。

　　从百多幅作品——由1957至1985的近三十年创作过程。由速写而至彩墨创作，不但概括了黄先生的摸索创作过程，也表现了其各个不同阶段之演变；尤其在表现技巧上。由花草树木、飞禽走兽、山川景色、边疆风光与人物现况；佛神仙、以及古代美人圣贤等。这不但说明了黄先生在创作上的多样化、题材之多姿多采，也表现了其生活上的广泛——尤其是边疆少数民族的种种客观现实景象之描绘创作，更是令人刮目相待。

　　生活，是艺术创作泉源。而生活上的偏枯，更是艺术创作上的竭枯。而这偏枯，绝不会落在黄胄先生身上；因为，他的经历与现实生活体验，已足够令其在创作上大放灿烂的光芒。这种深入民间社会搜找创作素材，向客观现实环境学习，在在是我们的学习榜样。

　　速写，是美术的基本功。而笔墨，是中国画传统的基本课，也将是创作的最高表现。举凡创作，都有必要依赖上述二种基本功之描绘取舍，综合重组而成。而黄胄先生之作品，似乎由这速写而演进到其创作。其中，若构图安排得贴、主题衬托得体、色彩施染得法，当也不难突出作品。

　　由1976-1981的作品看来，其用笔潇洒脱俗、构图安排得体、施色老到。故其画面气氛油然而生。格调也相当清新耐寻。也许，这便是邓拓先生所说之三新：主题新、技法新、人物新的吧！？

　　而《驮草》、《赶驴》、《塔吉克小学生》、《好客人家》等作品足可说明这一点。

　　由简练的笔调进入较繁杂的线条、由单纯浑沉的笔调而至鲜艳色彩、从简洁的构图而演变到繁杂热闹的画面，可说是先生在创作上的另一个转捩点。以东方艺术的角度来看，若以传统章法比较，则我个人倒比较喜欢前期作品。但其后期之作，有如《听琴图》、《较力图》、《逢集的日子》等佳作，也都充分地表现、突出了画面的主题思想。再者，其中几幅维族之舞蹈人物，也表现得很是得体。但，勾勒用笔，却稍嫌虚弱杂乱；施色草率，故不能突出应有的形象与画面气氛。也许，说不定这些都是先生二年来在形式、技法、色彩上的突破吧！？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而身为一个艺术家，又岂能创作出“绝对”的好作品呢？因此，黄胄先生在其作品中，也难免犯上构图上之主宾不分、浓淡莫辨、远近不明、人物比例不对称的偏差；诸如《巴扎尔归来》、《放猪》、《踏歌行》、《牧女》、《踩场》等，便是一个例子。

　　再者，其《草原逐乐图》、《赛马图》、《宾主图》等，都以浩荡场面取胜。但比例上、章法构图上、用笔施色，却不能表现出其固有之辽旷风光、热闹场面。因此而令至其品格之偏低。这也是实情。我主观上这些观点，说不定是先生“工而不滞，放而不乱”之以“传统技法反映实生活达到一幅中国画所应有的深度、厚重和统一完整”！但愿！

　　在中国绘画上，历来便有工笔、写意二派之分野。工笔是以勾勒渲染为主，从而衬托其画面的主体。写意却着重于笔墨、气韵、浑厚苍扑。而黄胄先生却在其《柳塘牧野》、《万泉河边》、《惠安渔女》、《井边》等作品中，刻意着色渲染背景，以期突出画面，想不到因此而弄巧反拙。这不但衬托不出画面主题，倒反庸俗化了整个画面，扳低了应有的格调；在其几幅飞禽走兽中，也同样地犯上这种偏差。其实，空白，也即构图，若构图安排妥贴，形象主题安插得法，则当笔不到而形到，墨不至而神至矣！

　　人，都有其优缺点；而画家，更有其所长与其所短。尤其在创作上，更是必然的现象。也许，黄胄先生的创作专科是驴子、以及边疆的少数民族生活面貌；因而，其它事物的创作，也告相对地削弱了。这在在是一件没法避免之事。诸如其所作的古代圣贤，神仙佛等形象与山水等，便是一个显着的例子。但，我却认为如此地“献丑”，倒不如“藏拙”的来得好，以免破坏了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崇高形象与地位。不知先生以为然否！？

　　据说，中国有关当局，为了保护艺术作品，不论古代、近代或现代；举凡是好作品都不轻易“放过”。因此，一幅真正的好作品，一般上都让国家所拥有的——尤其对任何一位有水准的专业画家。而黄胄先生的画作，若是佳作，更是难以外流？！此事若实，则这次所展出的作品，便不能代表黄先生的创作精华了！当然，我们更不能以偏盖全地借这片面的部分“次”等作品而论定他的成就。

　　尤有进者，主办者之艺术水平、审判能力、对画作之要求、或是合作条件等，都是构成作品之优劣好坏。这也构成展出之成败！

　　若这次的展出，是受上述二种客观因素所囿限的话，则将令我们深感遗憾。否则，这草率或随意作应酬式的画展，或说“轻敌”式地展示，则将为自己的形象招惹来许多不必要的反感与丑化。这也是实情。

　　黄胄先生既然是一位不会“满足过去，陶醉在一二幅作品中”，而“不断在深入生活和创作实践中追求与探索”，更是一位“永远有新的追求，新的创作，也永远不会自满，且不脱离现实生活与实际创作的艺术家”。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他的艺术生命、创作精力，绝对不会僵滞断绝——甚至枯竭的。

　　对这样一位有风度、涵养，虽享有世界级大师之誉而仍自认“不成熟”的大师。相信若言之有物，持之有理而据情实说；中肯及具有建设性之批评，应能予容纳接受吧！——我深信。

初稿写于12.5.1986凌晨

修改于22.5.1986凌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