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祥雄画展还没开幕，消息已在西安古城播扬，未睹作品风采，先有不少耳闻。如说他是一个有强烈社会使命感的南洋画家，强调艺术的社会性、时代精神和社会风貌；作品中很多田园风光、民众生活、社会矛盾、时代问题云云。这等评说，闻之惊奇。古城人记忆中，近年到这里来举办画展的海外画家可谓不少，无论其艺术信条如何，几乎清一色的追求“纯艺术”，惟独这个林祥雄例外！其主张倒有点象中国近代画史上的“艺术为了人生”者。

　　本世纪初，中国画坛爆发了一场旷日持久、时打时和，至今炮烟未熄的论战。战争是由一群留洋归来，或虽未留洋却间接地受了西方艺术史潮影响的青年画家们发动的。一派主张“艺术为了人生”；另一派主张“为艺术而艺术”。他们好像要给艺术的功能属性下个定义，对着同一个概念，作了全然相反的注释。这个说“艺术是指向社会的投枪”，而它的存在价值全在于助人伦、成教化；那个说“艺术是撒向人间的鲜花”，它对于人类价值全在于陶冶性灵，完善自身。双方各执一见，势不相让，唇枪舌战，不亦乐乎。先是“投枪”派占了上风。日军侵华前后，内忧外患、国难当头，民族存亡之际，活命要紧。这时，不仅“艺术为了人生”者大步走出“象牙之塔”，“来到十字街头”，大张旗鼓将艺术与社会、与民众、与人生命运联络起来。那班“为艺术而艺术”的干将们也纷纷化笔作枪，投身救亡。一时间出现了赵望云的《农村写生》，沈逸千的《战地写生》，蒋兆和的《流民图》，即李可染亦将满腔热血倾注于《救救孩子》之类的宣传图画，而无心在积墨中探意蕴。至于政治家们一惯爱把艺术纳为实现政治目标的工具，自不必说。再接着，“鲜花派”又占了上风。它兴隆于国泰民安、经济复兴、社会气象一派鸟语花香、春光明媚之际。艺术家们意识到艺术本不该依附于政治或社会功利，它对于人类的需求，自有它超越上述范畴的物质，譬如审美性、娱悦性，及其理当不受非艺术因素制约的发展自律性等等。那些标榜“去掉艺术中非艺术的因素”之后的形形色色的风格流派此起彼伏，于是艺术一夜之间又变成了开满人间的花朵。

　　艺术这两个字眼在我们面前魔幻般地变戏法儿。它那么矛盾冲突，幻化莫测，就像迎宾礼上鲜花盈掬的少女与钢枪在握的士兵队列轮番出场，极端对立的两者不可思议地交织、协调，缺一不可。

　　林祥雄从花园之国果真给我们带来了投枪么？展览开幕前夕先得到一份展品目录。浏览目次，果如传言。诸如画题：《社会篇》下之《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国破山河在，何处是吾家》；《渔民篇》下之《晒网》、《补网》、《为生活而忙》；《劳作篇》下之《石矿开采》、《胶林晨歌》、《顺水漂运》；《生活篇》下之《陋村之乐》、《路边市集》；《城市篇》下之《光明与黑暗》、《黑暗天地间的一线曙光》、《夕阳昏鸦、旧屋》、《暂栖走廊完残梦》……此等画题使我想起了中国古代的悯农诗、十九世纪的欧洲批判现实主义，以及“五四“前后最先用中国传统笔墨描绘社会下层民众生活的陈衡恪、赵望云。林祥雄与他们有何异同，听说这位侨居新加坡的华人不仅画有名，写得一手好文章，而且是颇有才干的企业家，又生活在一个经济起飞的环境里。一般说来这样的土壤气候条件最宜于鲜花长出，可是，事实恰恰相反。他的艺术观何来？或许萌生于他的人生经历罢。我虽感纳闷却无从猜测。

　　脑际重重疑问的我终于被开幕式的人流拥入展厅。

　　呵！传言谬矣！当环顾四壁获得第一印象时，即令我为之惊讶。由琳琅满目的展品构成的总情调并无半点“国破”、“陋村”、“昏鸦”、“残梦”似的凄黯冷寂。从幅幅画框中跃出来的分明是墨之舞，色之浪，是热情流溢的色墨轻飏。

　　传言既是，又不是。无论走到哪一幅画前未及辨识所画内容是什么，墨和色抢先跑来同你的视觉打招呼。只见满篇焦墨、淡彩，浓朱薄紫，点染挥洒，相破相融，时若龙蛇狂舞，时若急雨洒窗，热烈、跳动、兴奋、激情，虽说不清某一幅画给予人的具体意象究竟是什么，但它确似一苗火头，点得观者内心爆竹似的乱蹦。只有当欣赏的视线穿越了画面由墨与色构成的第一道幕帐之后，潜藏在画后的形象才逐渐被认知。不是吗！那些浓淡相济的曲线织成的波浪原来是带刺的铁丝网，那几笔悦目的朱砂原来是一群流民（《国破山河在，何处是吾家》）；那纵涂横抹的暖色调，西式摩天楼、中式古典殿堂群，与雨打芭蕉式的色墨乱点相混织的欢快交响乐中，不是麇集了一群赤身倚墙的乞丐么（《国泰民安，繁荣昌盛》）；一组占据构图大半，干湿相得，错落有致的排笔墨渍上皱点着纵横交错的焦墨原砂，原来是一架晾晒的渔网（《晒网》）……

　　看来，林祥雄与画史上的批判现实主义祖师们的不谋而合之处仅在于创作题材选择角度的相似。这种相似只是“艺术中非艺术部分”的相似。而他的艺术符号，或曰创作主体内心自白的情感形式，或曰“去掉艺术中非艺术的部分”之后的艺术部分，即艺术的本体部分，与他的祖师们却大相径庭。先辈们的艺术符号是主题性的，叙述情节的，典型塑造的，戏剧式的，社会认同的；而他的艺术符号是形式意味的，随意抒写的，情绪节奏的，音乐式的，个性风格的。后者较之前者，更抽象，更情感化，更非理性，更直截，也更具现代色彩。如果说前者更宜于承载重大的社会命题的负荷，那末，后者更宜于抒发人自身潜在的生命底蕴，如血的沸涌，心的低吟。大约我自信不必轻信传言，也勿须过多听画家谈身世，仅凭墨迹——心灵的符号，即可察其情，就象凭脉象断是非的医师。与许多观众不同，作品打动我的主要因素并不在于标题和题材涩。尽管可能有违画家的初衷，我只能认为那种“社会使命感”很强的题材角度，不过是激发画家创作灵感的一种极为冲突的内心情感的特殊途径。说不上是被误作投枪的鲜花，还是妆点成鲜花的投枪；也说不上是苦涩的题材包裹着甜蜜的核，还是甜蜜的表层形式里暗舍着苦涩的内瓤。虽然看上去画家瞄准社会疮痍掷去了批判的投枪，可是，枪刺的锋芒同铁石般冷峻的现实撞击出来的却非血与火，而是火花——鲜花般绚丽多彩的火花。它赖以打动观者的是逆冷峻沉重感的热情和轻快，虽热情却稍含忧郁，轻快中带几分仓促。这一种传达情感的形式既存在于画家创作的严肃题材中，也存在于那些非社会性主题的表现田园生活情趣的题材之中。

　　我相信“画如其人”。“悯农”式的题材选择不是画家困苦童年的情感怀旧么；居高临下式的怜悯情意不是画家走出窘境之后返顾心理的写照么；画面由墨与色谱就的点线形式乐章不是巴黎学艺的履历么；恋恋不忘萱纸毛笔不是民族意识的寻根么；匆急的笔痕不是他为改变命运而疲于奔波的心态印迹么；如漆似火的焦墨与朱红不是一个热情奔放的人施放情感的最佳色彩媒介选择么；灿烂绚丽的画幅不是一位热爱生活、热爱艺术的人的内心自白么。对于他的认知，大半在于同作品的交谈，这就是我初次认识的画家林祥雄。

1990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