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年前，在现实生活的煎熬下，为了糊口，迫不得已设班授徒，借以搏取三餐之温饱，迄今，回想起来，仍然教人脸红心悸。实际上，那时的我，自己还是在学习阶段，在艺术的基础上探索，又怎能教人呢？也许，在饥饿胆大之下，也没法考虑到其它了；只好“骗”起学生来了。这么一来，便告与庄歆及其诸同学好友结下这段师生缘了。

　　实际上，她的年龄与我相近。也许，学历远比我高些；只不过她先学写作，后学绘画。而我，却先从美术着手，才进修理论，涉及其它文学写作。因此，便告糊里糊涂地“捞”到目前这位优秀的“学生”了。

　　在那段不长不短的“骗食”日子里，好像也收了不少门徒。但，其能再进一步向艺术领域涉足者，真正投身于艺术怀抱的，在记忆中，似乎只有她一个！唯一的一个；也许，因此之故，彼此才能一直保持着联络。另一因素，则相信是彼此在学习范畴内有所相似；对艺术的探索有着类似的看法——即以知识、思想、理论等等作为创作的先决条件，配合着技巧，从而表现出自己理想中的事物形象。

　　时代在变，社会在变，而人，更是无时无刻不在变。事实上，宇宙万物的变，可说是自然界的规律。因此，一切事物人类的变，是件亳不稀奇的事——尤其是生活于不同社会环境，经历不同生活遭遇，接受不同思想灌输从而导致人生观的相异，艺术观的偏差。而这些，正好发生在我与庄歆的身上。幸亏，这艺术创作观的差异，只产生在表达的手法，技巧的异别，媒介的不同上。而创作内涵，仍然是一致的——即以作品的内容为创作宗旨与目标，或是有意识的创作目的。也许，这便是“还没站到对立面去”的唯一原因罢！

　　既然庄歆这么谦虚，又这么坦白及直率地针对我的艺术观，以及近作的一些理论观点提引开来，故我也不能不借这机会更进一步与她谈谈我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再谈《现实与写实》

　　在艺术创作过程中，对“写实”这个字眼，我的看法与庄歆是一致的，其所不同者，只不过是手法及媒介的差别、或是不同的表达形式吧了。诸如她惯用版画为其创作工具，以色彩线条、构图上的对衬作为她中心思想的表达倾诉，从而流露其情感及思想；而我，则采用水墨画作为表现我思想的媒介，撷取现实客观事物的形象，景色或花草树木，飞禽走兽作为这思想与心情的具体形象而加以重现在作品中。

　　人，既然是生活在这现实社会里，那么这客观现实里的一切事物景象，对人已是一种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自然界景象事物的变迁，当会直接地影响到人。而人的变动，也即刻牵连到客观事物。因此，在这人类的社会里，现实与人，人与现实.就如鱼和水，水与鱼一样的密切相关。而艺术家，也是人。即是人，便绝对与这切身的现实环境脱不了关系。因此，若艺术家想表情达意，托情寄意，把中心思想传达开去，让别人引起共鸣，他的唯一及具体有效的办法，便是这现实客观社会的事物景象。可是这现实的事物，一旦通过艺术家的手腕再现在作品中时，已不是原本的“纯”事物，而是已渗透和染上了作者主观愿望，思想情感后的具有艺术生命的灵魂的事物景象了。因此，当人们一看到这经过艺术家提炼后的事物时，在这熟悉、亲切的形象里，便非常容易、迅速地接触上，从而引起交流及共鸣。因此，艺术家也就向他自己的思想与心情交了差了。反过来说，若有些人认为采用这既熟悉又普遍的客观事物作为作品的传播媒介，寄情托意，未免太直接与原本。改而采取种种丑化手段，扭曲现实事物，剪裁拼贴、组合重现，让作品更呈现缤纷复杂，令人寻味省思。诸如此类，当然也没甚不对；只不过是在创作过程中转弯抹角、曲折离奇地让观众兜个圈子跑罢了。但其作品若具有内涵思想或某种意义的话，当也不失为一件反映时代精神、社会风貌的作品。只不过表现手段不同罢了。然而，若无视于现实、唾弃客观现实事物的形象，一味以自己的意识为依归，凭借色彩或构图，加以衬托及传播，则其传达功效，将是事倍功半的。观众并非艺术家，何来的能耐及知识来辨别色彩与节奏，从而窥探作者的含意呢？因此，象诸如此类的幻想挖掘出来的形象创作，除了在某个特定时代的文艺思潮里瞬刻掠过之外，实际上也没法引起多大的人也震撼的。

　　写实主义与现实主义，在广义上，并没多大差别。只不过在狭义上及注释上有些差别。据我主观上的理解，原则上它们都是一样的。何况，写实，其意是指对客观存在的事物作形象的描绘。而现实，则除了事物的形象之更推广到更广泛的现实存在种种景象及精神。至于说写实主义的现实主义作品，一眼就看得明白，或是一眼便看穿之说，那也不尽然。当然，既然是一幅以现实事物的形象为其作品内容的表现媒介，对任何观赏者都将是熟悉亲切的，也就因为这熟悉亲切，故即刻引起共鸣。倘若那是一幅优秀的创作，一件具有内涵的作品，观众通过这熟悉的事物形象，大可进一步窥探作品中所要表这的意义及心情。因此，这一看就明白的说法，则未免矫枉过正了。

　　事实上，任何具有意识，有内涵的作品，不管采取任何表现媒介，利用不同表这手法，除了要用眼看之外，还得用心及脑去品味的。因此，一幅作品的好坏，其重要性还是在于作者个人的知识与思想。

　　政治、社会、艺术

　　向来，我都认为举凡艺术创作，不但要反映时代精神面貌，更进一步推动时代社会，或改革时代社会——倘若那是一个不合理、可诅咒及丑恶的时代与社会的话。同时，我也认为艺术创作，不但要深入生活，表现实际生活情况，而且是揭示现实生活本质、干预生活。有许多人对这种看法表示异议。而这反对及怀疑，不外是认为：“……画家供给观众的，本来就应该是一幅幅形象优美，足以怡情悦性的艺术品”或说“画家，并不是社会活动家、政治家、革命家”。因此，推动时代、改革社会、揭露社会本质并非艺术家的职责。对此，我又有不同的看法。

　　我想，一幅作品，除了形象优美，让观众怡情悦性之外，难道便交了差吗？形象优美，固然可供观众观赏品味，但在这优美的形象里面若有更深刻的内涵及意义，从而让观众通过这形象的带动而深思细嚼，寻觅窥探其内涵，那不是更有意义吗？文艺作品，既然是时代社会的产物，也代表着某一特定的时代精神、社会风貌。因此，在作品中便少不了爱憎、仇恨、歌颂与诅咒、赞扬与谪贬。所以，文艺创作，并不一味追求优美形象，而供人们作怡情悦性便可尽了责的。

　　艺术家，不是政治家，更不是社会改革家，我同意。但是，举凡艺术家，若其有高超的思想及见识，当会与这两者有所挂勾——尤其在意识思想上。

　　人的知识、生活、经历，将构成一个人的思想。

　　而这思想，在艺术家来说，将是激发其创作的原动力或是其作品的内容。由此可见，思想对一位艺术家来说，是有多么的重要！

　　思想，在意识形态中是属于人类的上层建筑物。政治家少不了思想，而社会革命家更不能缺乏这思想。当然，艺术家更有赖其思想来激发其创作。这三者身份不同，责任有别；可是，一旦在一个特殊的时代社会里，其所要负起的责任及目标，却是一致的！由此可见，其所谓“同”与“不同”并非在于身份与责任，而是在于时代与社会的需求。

　　再者，既然古今中外历史上有过如此的先例：西方社会的纳粹时代，东方历史的抗日时代，都有过以艺术作品作为号召和战斗的武器，由此可见其实际功效，依然是潜在的、必然的。在一个战乱、动荡的时代社会，艺术作品的表现及其功效，便会更具体些、明显些、突出些。在另一个平静的时代社会里，在表现上，也许就没那么突出、积极，或是必要！但这“必要”与否，并非决定于时代社会，而是视作者个人的艺术观、人生观以及其思想意识。

　　在这个地球上，在客观现实环境里，相信没有所谓十全十美的事物。因此，在任何时代社会里，便普遍地存在着光明与黑暗、美好与丑陋。其不同，只不过在成份多寡罢了。一位艺术家，处于如斯时代社会，应做些什么？表现什么？究竟应歌颂美好及光明，或诅咒丑陋及黑暗？这些，可要看各人的思想与立场了！

　　但我总是这样想，既然毎个社会都有其缺点及阴暗面，做为艺术家，若能善意地、中肯地以批判的精神及角度，对那小部分未臻完善的社会缺点与阴暗面，提出正面的揭露——建设性的揭示。相信，这对时代社会多少有些监督作用吧！？

　　文艺创作，并不是为政治服务，而应是为时代社会，以及普通人民服务。若一旦沦为政治所使用，其终将沦为政治的宣传工具。而这些，在近代史上，也曾出现过。

　　再谈《自然与艺术》

　　庄歆认为“向大自然学习，师法大自然，的确是中西画论都强调的一点。”因此“自达文西以后，都极强调自然”，“然而他们笔下的自然，已不是客观的自然；而是渗进个人思想感情与灵魂的自然了。”

　　我在《自然与艺术》的短文是这么认为：

　　据说，自然产生了艺术，而艺术却表现及突出了自然。

　　“向自然学习”，“师法自然”，好像是毎一位从艺者必经之道。实际上，自然对艺术创作，就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最近，某位留英艺术家，曾大胆、赤裸地展示了“自然”。他不但直接地把自然再现，且经过种种实践证明了自然中的种种水与光，风与雨对自然的冲击与激荡。这的确是一件新奇且大胆的尝识。

　　我想，一位艺术家，若一味强调自然中的某些演变，直接赤裸地以自然物质当作作者内心的演绎，似乎有失艺术家的目标，也并非他们分内之事。

　　自然，固然促成了艺术作品，但这作品也应与这自然界之物质之形状，相互结合表现；从而更具体地衬托出作者个人内心的情感与思想，使观赏者通过自然界熟悉的物质形状之传达，接受这完整的加工后的艺术作品的主题感染。否则，自然界的一切物质，都成了艺术作品了。这么一来，在这世上，又何必有艺术家的存在？而自然景色与艺术作品又有什么分别？”由上述引文看来，我对自然的见解与她的看法是一致的，因此，我倒看不出她究竟反对些什么？事实上，我从未“忽视了人的差异性”，相反地，我总是提出许许多多不同时代社会背景、以及不同人物的想法与看法——尤其在艺术创作上。好像在这短文中，我支持向自然学习，但这学习，是大自然的一切事物景色，并非在证明这自然界的一切光与水，空气与土壤。这些，我却认为应是科学家的本分，做为艺术家，实在不必要“捞”过界。而这种看法及主张，再明显不过的！

　　贯穿庄歆的文章内涵，她对艺术的创作，仍然是以内涵为重点，只不过在表现上采纳较含蓄概括性的表达形式。以求进一步对人性的内涵展开探索，借以希望观众不但用眼看，也要用心探寻，用脑加以思索。她站在这种立场上，以这样的创作形式角度去看待我所执着、坚持的现实主义精神，以及主张以客观现实事物作反映、表达的媒介，从而流露个人对现实事物的爱憎、感情与思想。因此，也就难免认为我在创作上太拘泥于客观现实，太强调忠实反映，故“坦白有余、委婉不足”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

　　几个月前，在观看黄胄先生的展出后，一时心血来潮，而向他老人家提出许多个人主观的看法。而这斗胆的行为，相信引起不少人的暗骂：“不自量力！”（？）

　　当时，为了要“封住”黄大师的手，避免其还招，故引用他许多简介中的句子，加以“连捎带打”地“封锁”他还手，想不到这“绝招”，却让庄歆无师自通地学上了，而且如法炮制，还诸于我，我除了徒叹“孺女可教”之外，夫复何言！？

1986年12月23日完稿